近日，著名作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在2018南国书香节中山分会场暨第十届中山书展上，讲述了自己丰富的写作生涯和退稿经历。他坦言，在中国作家里面，他一定是被退稿最多的人。

    写作最重要的是“动真感情”

    我1958年出生，1978年开始写作，到1985年这六七年是我的自然退稿阶段。自然退稿是因为写得不好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我读的书和别人读的书不一样。二十岁之前，我没有读过一本外国小说，读的都是革命小说，根本不知道外国小说什么样子。

    直到20岁入伍，我偶然当了图书馆保管员，才发现有这么多外国小说。我用3天时间看完了第一本外国小说《飘》，才发现这里面的爱情描写、性描写、人物塑造比革命小说好看得多。

    基于这样的情况，我写作伴随着退稿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从1978年开始，我每年写三五个短篇，基本上都被退了。

    1979年，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天麻的故事》，四五千字。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：一个士兵特别想入党，就给指导员送两斤天麻，指导员退了回去，教导他想入党就好好表现，不能用送礼的方式。之后这个士兵因为优异的表现终于入党了。这篇小说能够发表，不仅因为主旋律主题，还因为风光描写比较好。这些风光描写其实是模仿自屠格涅夫的小说。

    1985年，我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。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，我虽然没有参战，但对战争的恐惧是在座的各位无法想象的。1984年，战争还没结束，我写了一部名叫《小村小河》的小说，讲的是一个士兵在当兵之前已经结婚生子，在越南战场上非常想家，害怕打仗。我写的时候痛哭流涕，想家、想妻子、想孩子，想父母，害怕死亡，这是有真情实感的。

    《小村小河》虽然经历退稿，但发表后反响很好，这也让我明白，写小说不光要风光描写、主旋律、宏大的主题，最重要的是动真感情。只有作者感动了，才可能让读者感动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小说发表得就比较顺利了，自然退稿阶段也就过去。

    在退稿中不断摸索写作经验

    1995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每年写五六部中篇小说，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故事，只塑造了一两个人物。我写的全部小说，其实就是一个乡村孩子到军队到城市的个人成长史、奋斗史。如果我写了一百本小说，百分之八十都是垃圾，就是因为它的重复。

    我希望写作有个调整，不再去写英雄、个人奋斗，而是从英雄回归到人。于是在1994年前后写了《夏日落》，故事很简单，一个农村单纯的孩子到了军队以后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最后去自杀的过程。写的时候，我感觉写出了又一部不错的小说。《收获》杂志的编辑说，阎连科，你写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读到过的军事文学，但是有一点，确实不适合发表。

    军事题材不能写，我就写乡村吧，我对乡村又这么熟悉。那段时间是我相安无事的写作时期，写出了《时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。2003年，《受活》出版，这是一篇没有退稿的小说，也不断得到好评。但我经常说《受活》是非常难看的小说。

    写完《受活》之后脑子空空的，又刚转业，没事干，就写了两部小说，还是被退稿了。之后，我觉得一定要调整写作方向，写出真善美。后来写的小说《风雅颂》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写得非常有想象力，但仍然是退稿。当时，《作家》出版社主编约我吃饭，给小说提了几点意见。他说，稍微修改一下就能发表。于是，他拿出一张纸记了十八条，我说第十八条确实没法改。

    之后我写了《我与父辈》，再也没有一本书像《我与父辈》一样毫无争议，人见人爱。这样的散文随笔可以写，但不能连续写。我希望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难度的，是写得辛苦的，是要思考的。

阎连科

    阎连科，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，毕业于河南大学、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，中国著名作家，被誉为“荒诞现实主义大师”。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。代表作有《日光流年》《受活》《丁庄梦》《风雅颂》《四书》《炸裂志》等。

    阎连科的倔强，为他带来了退稿的困扰，也成就了其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、一次获得老舍文学奖的荣誉。2014年10月，阎连科在捷克被授予卡夫卡文学奖，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作家；2015年3月，阎连科凭代表作《受活》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，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。

    退稿对作家不是坏事情

    这段时间我想了非常多的问题。四五十岁的年纪我常常会去医院看望上一代的作家。他们躺在病床上，都跟你说，唉，阎连科啊，你要努力写作，别像我这样，到了写不动的时候才发现，我最好的最想写的还没写出来。我想我一定不要跟他们一样，七八十岁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才感慨一句我最想写的小说还没写出来。我还是想在我最能写的时候把我最想写的小说写出来。于是有了《四书》这本小说，写了很多知识分子，落脚点是这一段时期中国人的生存困境，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。这本小说不管口碑好与坏，但有一点，在写作想象上达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，它的结构、语言、人物塑造都发挥了我最大才华、最大尝试。

    小说出来后给了二十一二家出版社、杂志社，他们都打电话说，阎连科，你真的写出了好小说，但确实不适合发表出版。《收获》杂志的程永新对我说，我们没有发表你的小说，但你写出了我们杂志社遇到的最好的小说，小说不发表，但每个编辑必须看一看，这在杂志社是第一次。

    从此以后，我的小说就是这样一个状态，包括后来的《炸裂志》、《日熄》，都在不断遭到退稿，但我在写我最渴望写的小说，最大限度地进行了自由的创作。这个时期是我退稿最多的时候，也是我写作最自由的时候。

    退稿对作家不是坏事情。一个作家一生没遇到过退稿，那是非常悲剧的事情，会逐渐走向毁灭。一个作家有一部分退稿有一部分发表，那是非常愉快的事情。一个作家像阎连科一样，一直被退稿，那也一定是坏事情。

    写作是最大限度的想象自由，最大限度的生活真实认识，如果能达到这一点，即便退稿也不重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