◀燕京大学，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之一，校址位于今北京大学

    上个世纪初，俨然是文科生的黄金时代，象牙塔内到处是学贯中西的名流学者，舆论场上是慷慨激昂的人文知识分子，更有在政商界活跃，担当政府高参者。然而风光热闹其实只属于民国大师，在他们背后，仍是无数生计无着的文科大学生。

没几个大学生，就业却很难

    1948年1月10日，国民政府官媒《中央日报》刊出了一则通讯，《生活高压下，一青年自杀》，大体是一穷苦大学生，在考取机关公务员后，因为没有人作保而失去了得之不易的工作机会，贫困之下含恨自杀。

    民国的大学生人数，从每年几百到每年几千，最多时也未超过每年一万人。在四万万人口中堪称稀少。收入的门槛就把绝大多数人挡在了高等教育之外。依据梁晨、李中清等学者的研究，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，上海大学生的一年花费大概在500元左右，如果加上中小学教育投入，培养大学生的成本还要增加很多，当时有人推测费用约5000元之巨。

    而同时期的统计表明，上海30个行业男工平均实际年收入不过刚刚超过250元，在农村更是需要四五百亩土地的地主家庭才能供养一位大学生。

    1922年北洋政府的《壬戌学制》规定高等学校分为大学、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。以设立主体划分，又可分为公立和私立，公立高由政府主办，包括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。私立高等院校由私人投资创办，大体分为由外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和中国民办投资。

    民国时期，高校鄙视链大致如下：教会大学>国立大学>省立大学>民办大学。自然，各级大学都有例外，顶级的国立大学如交通大学，与教会大学相比就业上并不逊色，甚至胜过教会大学中较次者。

    一般而言，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就业质量都十分有保障，到了省立大学就差了一大截，1929-1936年省立安徽大学毕业生就业比例仅为71%，河北、江西各自的省立专门学校就业率也在八成以下，至于各类鱼龙混杂的民办大学，就业率更是参差不齐。

    但和就业率关系更大的，其实是专业。

文科的膨胀与失业危机

    中国的教育改革始于清末新政的一揽子计划，1902年推出壬寅学制，1905年停废科举。与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的传统德育思想相反，近代高等教育的创办带着强烈的实用色彩，在一片仓皇中加速发展。

    大清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，朝廷越发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，原本被忽视的政法之学忽然变得炙手可热。在驻日公使的努力下，日本甚至专门设置了一学年的法政速成教育，由日本教员讲授，随堂配以汉语翻译，学生甚至不用学日语。

    停废科举的同年，清廷开始推行海归考核制度，并将考核成绩与功名挂钩，对于已经形成读书做官依赖的广大士大夫而言，绝不会放过做官机会、有眼光有财力者纷纷开始谋划出国，而赴日法政速成科正是他们的首选。

    1905到1906年，留日学生的数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一时之间竟然达到了八千人之多。这些不会日语的留日人才，归国后很快占据要津，模仿日本而设的各类法政学堂遍地开花。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，远远大于其他几类专门学校的总和。

    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发展，再加上1927年后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，高等教育又迎来了一轮扩张，专科学校数量逐渐减少，大学和独立学院的数量逐步增加，后者所占比例从民国伊始的3.5%增加至71.8%。越多的大学，就意味着越多的文科专业（文科、法政、教育和商业等）和越多的文科毕业生。到了上世纪30年代，文科毕业生已经是实科毕业生的6-7倍，且有扩大之势。

    由于经济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滞后，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，导致总人口比例中的青年人失业人数增多。这是一个贯穿民国始终的问题，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降，失业问题变得愈来愈严峻。1931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的报告中指出，当时“全市除租界之外失业率是19.05%”，南京市社会局在1930年的报告中也指出，当时“全市失业及无业人口共计300306人，约占全市人口的54%”；同一年的北平“约有23万人失业”。大学生也很快跌入失业大潮之中，而文科生尤其是重灾区。

    教育部对1933-1934两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生就业状况调查资料显示，“全国失业大学生，农、工、理、医科2000余人，文、法、商科6000余人，共计9600余人”。失业队伍中，文法类学生占了多数。

    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称，1933、1934年两年度中，大学毕业生中未就业占到13%。其中，“属文法两科者占四分之三，属理工农医十分之一二”。文科的失业人数不仅远超实科，失业率更是实科的近3倍。

    当时大部分文科教育已经不能发挥出跨越阶级的作用。政府几乎没有通畅普遍的官僚选拔机制，文科生就业的一大出路——公务员考试在当时并不能走通。

    而中国产业规模又小，根本不需要大量服务业的岗位。文科生能够实现自由就业的地方，高度集中于狭小的传媒出版和教育行业，那里已经供养了为数不少的民国大师，同时还有中专师范毕业生竞争。

    大学文科生处于尴尬的夹心层。

失业催化的学运

    1930年代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已经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。不满越积越多，并且通过报刊杂志在全国的大学生之间传递着焦虑。终于，愤怒的学生要求国家给个说法，抗议从高校最密集，而就业情况又很不乐观的北平开始。

    1934年5月，以谭庶潜为首的北平大学生组织了“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”。该同盟学生召开记者招待会，除争取社会舆论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外，还控诉政府广设高校，高校广收学生，却不管学生出路。上海、南京、北平、山西等多个省市大学生群起响应，南京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以及上海的暨南大学，都组建了求职请愿组织。

    30年前的东京日本法政速成科留学生汪精卫，此时已经成为行政院长，对学生只有好言安抚，并成立了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帮助学生就业。该机构虽无实质作用，还是详尽调查了学生的求职意愿。结果显示，绝大多数学生都喜欢待在体制内——政府或者教育界；在就业地域上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生首选大都市，选择乡村的寥寥无几。

    这种局面，国民政府显然是束手无策。釜底抽薪的办法，是简单粗暴的缩招文科专业，调整文科实科比例。

    在政府推动的一系列院系调整下，1935年，实科录取新生数量首次超过文科。到了1939年，实科占59.4%，文科占26.3%，实科人数是文科人数的两倍多，学科结构调整的效果已经十分显著。

    彼时抗战已经爆发，政府与军队中吸纳了大量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，然而当抗战结束之后，原先服务于政府和军队的大量学生又被遣散出去，战后的就业市场也不比从前有什么显著改善，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失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。

    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毫无办法，除了通过有限的开放政府岗位外，还鼓励大学生回到家乡或到边疆服务。1947年的教育部第2054号训令明确规定: “各院校毕业生有志从事边地研究工作，品学兼优，能吃苦耐劳者由学校选送再由教育部核定。”

    虽然就业烂到了这一步，但缺乏强制力的国民政府版“上山下乡”依旧响应者寥寥。极高失业率下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，将陪伴国民政府走过在大陆的最后岁月。

    （作者：海下，来源：大象公会微信公众号，有删节）